我国在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段开展的水下考古:在福建平潭发现了装载五代越窑青瓷的沉船遗址;在福建连江、莆田、龙海、平潭、漳浦等海域发现宋、元、明、清各时期的沉船遗址;对广东“南海Ⅰ号”和海南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等宋代沉船遗址、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以及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遗址等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对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栗建安(1951—),男,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福建陶瓷和水下考古。

中国东海至南海海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和组成部分。自中国水下考古学科建立以来,在这一海域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发现了多处自五代以降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水下历史文化遗存和沉船遗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水下考古学术成果[1]。其中较重要的按历史朝代先后顺序,同一朝代的按地理位置自北向南依次介绍。

福建平潭分流尾屿沉船遗址位于平潭县海坛岛西南,沉船遗址在其北部的水下10余米,2009年发现,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其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此次调查未发现沉船船体遗存,采集的一批沉船遗物均为青瓷器,器形有圆口和葵口的碗、碟、盏托以及执壶等。根据对出水器物的初步分析,认为其均为五代时期的越窑系青瓷[2]。

分流尾屿沉船遗址出水的五代越窑青瓷若与澎湖列岛[3]、西沙群岛[4]、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五代越窑青瓷相联系,可以看到当年越窑产品外销的路线 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5]

定海湾水下考古调查、发掘出水的陶瓷器主要是黑釉盏和白瓷碗,此外还有一些酱釉罐、壶、钵等。初步认为,这批黑釉盏均来自福建福清南宋时期的东张窑,而白瓷碗则为福建闽清义窑南宋时期的产品。“白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闽江口以北的海上航路,因此初步认为该沉船遗址的船货是销往东北亚地区或日本的,这也与东北亚地区发现较多的东张窑黑釉盏的情况相符。

北土龟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莆田市兴化湾海域小日岛东面的北土龟礁附近,2008年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在海床淤泥中发现部分沉船船骸,有船板、隔舱板等,以及两根花岗岩质地的碇石;采集出水的沉船遗物标本有南宋时期福建松溪回场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以及宋代多个年号的铜钱(最晚的是“绍兴通宝”)。根据陶瓷器的特征和铜钱的年代分析,将北土龟礁一号沉船遗址定为南宋早期。

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一打捞公司合作,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一处古代沉船遗址并打捞了一批文物,其中陶瓷器有二百余件。此后将该沉船命名为“南海Ⅰ号”,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水下考古调查直至2004年,采集了数千件的陶瓷器和其他文物标本[6]。2007年对“南海Ⅰ号”沉船进行了整体打捞,将船体随同船上遗物整体移入阳江市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进行考古发掘[7]。现已基本完成船内遗物的发掘清理。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大量遗物中,以陶瓷器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金属器(金、银、锡、铁等)、漆木器、铜钱等。出水陶瓷器以福建陶瓷的数量最大、窑口众多(有德化窑、闽清义窑、晋江磁灶窑、南安罗东窑、福清东张窑以及福建其他窑口)、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青瓷、酱黑釉器、绿釉器以及青釉褐彩、绿釉黑花器等等);还有耀州窑、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等。出水铜钱有东汉五铢至南宋各朝各代的,年代最晚的是“乾道元宝”(1165—1173年),因此“南海Ⅰ号”沉船的沉没时间应不早于其始铸年代。综合沉船出水陶瓷器的年代进行分析,初步推断“南海Ⅰ号”沉船的沉没年代在南宋中晚期[8,9]。

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组织和主持的1999年度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于1999年底至2000年初,在华光礁打捞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和其它遗物,因此定名为“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2007年和2008年对其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将保存下来的包括龙骨在内的沉船遗骸运回海南省博物馆进行保护处理。其他出水遗物有陶瓷器、漆器等。出水的万余件陶瓷器中以福建窑口的产品最多,其他还有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福建陶瓷分别有闽清义窑、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晋江磁灶窑的青瓷、酱黑釉器、绿釉器,南安罗东窑、松溪回场窑的青瓷等。其中一件闽清义窑瓷碗内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字样,查南宋时期“壬午”年有三,与出水陶瓷器整体面貌最为接近的应该是1162年,因此华光礁一号沉船的沉没时间应不早于此,推断为南宋中期。

“大练岛Ⅰ号”沉船遗址位于平潭大练岛西南侧。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于2006年对其进行水下考古调查,2007年组成“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队”进行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发现一部分木质船体残骸(隔舱板、船壳板),采集出水一批600余件元代龙泉窑青瓷器。器形有大盘、碗、洗、小罐等;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贴花以及素面;纹样有水波、卷草、花卉、双鱼、龙纹、松鹤以及仕女等。推断“大练岛Ⅰ号”沉船遗址的年代大致为元代晚期。

出水瓷器有青瓷、白瓷、酱釉陶等。其中的龙泉青瓷器形有碗、钵、洗等,均为龙泉窑东区窑址的“三期六、七段”产品,年代为元代中、晚期[13]。其他青瓷中的瓶有些与浙江宁波奉化下宅弄窑址出土的韩瓶相似。部分外腹刻宽莲瓣纹白瓷碗应是元代浦口窑的产品[14]。一批酱釉陶器的瓶(韩瓶)与江苏宜兴西渚窑址(南宋至元末明初)[15]的同类器物相同,应是当地产品。综合分析此次调查采集的主要出水遗物,证实东礁村沉船遗址的主体是一处元代水下文化遗存。

沙洲岛沉船遗址位于漳浦县古雷半岛东面的沙洲岛西侧海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于2008年对沙洲岛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未发现船体遗迹,仅在海床表面发现一些凝结物残块和沉船遗物,凝结物主要为铁器,由于锈蚀粘连严重,无法辨明器形。采集出水的陶瓷器有青瓷、青白瓷、白瓷、酱釉器以及素胎器,器形有碗、执壶、水注、炉、盅、杯、盘、罐、器盖等。青瓷器有四系罐和器盖。其中青白瓷印花执壶、水注、盏、杯、小罐等均为元代景德镇窑产品;白瓷印花碗、莲瓣纹炉是元代莆田庄边窑的;酱釉四系罐、素胎器盖等可能是福建晋江磁灶窑所出。

老牛礁沉船遗址位于平潭海坛岛西北面航道中的老牛礁附近。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于2005年、2006年和2008年先后对其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未发现沉船遗迹,采集的一批沉船遗物都是景德镇民窑瓷器,主要有青花瓷、白瓷、五彩瓷器等,器形有碗、盘等,青花纹样有花卉、水波、蕉叶、雀梅、葡萄、pickford连珠、火云、杂宝、奔马、人物等,与明弘治、正德时期的青花瓷风格相同。因此推断老牛礁沉船遗址年代为明代中期。

九梁礁沉船遗址位于平潭县屿头岛东部的九梁海域航道东侧。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先后于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对其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发现海床表面出露的隔舱板等部分船体残骸;采集标本均为陶瓷器,有青花瓷和少量的青花釉里红、蓝釉瓷、五彩瓷以及白瓷等。青花瓷器形有碗、盘、壶、杯、罐、瓶、军持等,其中大碗、大盘、瓶、军持等多绘开光纹样,应属“克拉克”瓷一类;其他纹样还有花草瓜果、山水亭台、龙凤水禽、人物故事、文字词赋(赤壁赋)等;部分器物足内还有“永乐年制”、“大明成化年制”、“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和“片玉”等青花款[18]。

“南澳Ⅰ号”沉船遗址位于南澳县云澳镇东南的三点金海域,2007年发现并开始水下考古调查,2010—2012年进行了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发现木质沉船船体残长24.85 m、残宽7.5 m,保存有25个舱室;出水文物约2.7万件,其中瓷器2.5万件以上,而漳州窑瓷器[23]就有2万余件,景德镇民窑瓷器有5千余件。器形有碗、盘、碟、杯、罐、瓶、壶、盖盒、盖钵等;釉色以青花为主,还有五彩、青釉、红釉、霁蓝釉等;纹饰为花卉、动物、人物、文字等;景德镇民窑瓷器见有“万福攸同”、“富贵佳器”和“大明年造”等底款。水下考古发掘者初步推断“南澳Ⅰ号”沉船遗址的年代为明万历时期。

“碗礁Ⅰ号”沉船遗址位于平潭屿头岛东面的碗礁附近海域。2005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东海平潭碗礁Ⅰ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展开对“碗礁Ⅰ号”沉船遗址的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发现一艘残长约13.5 m、残宽约为3 m的木船残骸。沉船船舱内满载的瓷器,大部分保存较完整,有的还排列整齐,保持着沉没时的装载状态。经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的瓷器达1.7万余件,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单色釉、五彩瓷。青花瓷的主要器形有将军罐、筒瓶、筒花觚、凤尾尊、盖罐、炉、盒、盘、碟、碗、盏、杯、盅和葫芦瓶等等。根据分析这些瓷器皆为清康熙早、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初步推断“碗礁Ⅰ号”沉船的沉没年代约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东南亚、欧洲都保存有大量清康熙时期的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有的与“碗礁Ⅰ号”沉船出水的相同或相似。因此“碗礁Ⅰ号”沉船出水的这批船货应是景德镇民窑的外销瓷器。初步推断沉船遗址的年代为清康熙中期。

大竹岛沉船遗址位于湄州湾口的大竹岛北面海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队于2008年对其进行的水下考古调查,未发现沉船船体,采集出水一批沉船遗物,有青花瓷、五彩、蓝釉、白瓷等。器形有碗、盘、碟、杯、匙;纹样图案有花卉草叶、水波、云龙、凤鸟、弦纹、吉祥文字等。初步分析这批瓷器的产地为福建德化窑、安溪窑,而沉船遗址的年代大约为清代中晚期。

以沉船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大多数水下考古活动,其研究的内容包括沉船本身的结构、性质、年代以及沉船中的物品等。迄今为止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段的水下考古发现,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和准确的资料;通过与这些水下考古发现相联系,可以指示出沉船当年的航行方向、路线或航线,从而也成为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外销瓷作为一种商品,包含着它的生产、贸易、消费三个部分的信息。对古窑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可解决外销瓷的生产(即窑口、产品及品种、烧造技术等)问题;从古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各地的收藏,可反映这些陶瓷器的消费地点及其使用的情况;作为联结生产和消费二者的贸易,现在则可以通过水下考古的发现而得以再现和复原。正是这些从水下打捞的陶瓷器,将其自身的生产、贸易、消费的三大环节联系起来,也只有通过对这三大环节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才能够对这些陶瓷器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上述沉船遗址都在通往东南亚与西方的航路上,这对探讨当时中国陶瓷器外销的路线、方式和贸易体制,了解中国陶瓷器在海外市场的消费组合和趋势、当地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陶瓷器的消费需求状况,以及研究中国外销陶瓷对海外社会生活以及经济、文化等的影响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这些沉船遗址的发现也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又有称为“陶瓷之路”的)贸易的繁荣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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